船政的洋员洋匠

林樱尧

    一、洋员洋匠真容显现

法国友人魏延年先生（中译名），曾是核工业工程师，在台湾娶了个华人太太，懂中文，会讲汉语。年过花甲，他对近代中国的老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广为收集。2006年11月，他带着一批福州照片来到马尾，经笔者认定其中不少是船政的摄影作品，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2013年底，他又送来一批从日意格后人手中征集到的人物老照片，其中一张为45位在船政工作的洋员洋匠合影，前所未见，殊为珍贵。

在船政工作的洋员洋匠合影

    这张照片保存完好，清晰度很高，是日意格（前排右五）和他的欧籍工作团队在船政的集体合影，45位洋人或坐或站，姿态各异，表情生动。从未露过真容的船政洋员洋匠如此集中亮相，实在令人兴奋。这张照片信息量很大，不仅有助于对船政史实的深入考证，对晚清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也极具价值。

    二、日意格与德克碑

    船政洋员洋匠合影，前排就坐的11人，大都是高级职员。奇怪的是，作为洋员正监督的日意格，并未居中而坐。而居中者（右六）坐姿傲岸，神情冷峻。此人应是副监督德克碑。德克碑早逝，船政研究者至今未觅得其照片，日后如有发现，当可印证。

左宗棠酝酿造船，“怀之三年”。曾是他麾下的洋枪队常捷军统领（司令）德克碑、帮领（副司令）日意格也都热心参与谋划。初始他们别有用心，受法国海军指使，游说左宗棠收购设在宁波的一家法国海军造船厂，附有一个条件，须优先优惠修理法国舰船。左宗棠或许想到阿思本舰队的教训，不为所动。二人亦不敢强求，仍然积极协助左宗棠造船计划。当左宗棠平定太平军残部坐镇福州闽浙总督行营时，即召来这两个洋将会商，谋定了在马尾设厂造船之大局。左宗棠知道对于中国而言，制造蒸汽轮船是破天荒之举，师夷长技乃终南捷径，可借助洋人之力，遂正式聘请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德克碑则为副监督。左宗棠让日意格当正职，是看中了日意格通晓华语汉文，且“办事安详”，便于沟通。德克碑曾是日意格的顶头上司，现屈居副手，心中的那股酸味，自不难揣摩。时人有诗云：“狡狯难训德克碑，实日意格暗中师”，也一语道出了这二人的性格特征。左宗棠主权意识强烈，办船政始终强调“权操自我”，他任命“狡狯难训”的德克碑为副职，自有深层用意，但开给正、副监督的薪酬，则是一样的多。

          魏延年(左三)陪同日意格后裔到福州宫巷沈葆桢故居参观

    如此“错位”安排，德克碑当时也表态“均无异词”，但日后的事态发展，确实出现了问题。两人间的摩擦不断，船政大臣沈葆桢竭力调解，颇费苦心，但效果不大。当首制船“万年清”号即将完工之际，沈葆桢做出决断，让其二人明确分工，德克碑只负责船员的培训和操练，不必过问船厂和学堂事务。分工并未消除二人矛盾，在日意格开除不听令的洋员白尔思拔事件上，德克碑公然站在日意格的对立面，向法国领事控告日意格违约，迫使法领事罚了日意格3000两。沈葆桢对此十分恼火，日益冷淡德克碑。1870年3月，德克碑丢下船政工作，跑到甘肃找左宗棠“诉苦”，并希望谋求新职，“自增体面”。左宗棠好言劝他回闽，并答应将委托他到欧洲代购军火。德克碑回船政不久，就脱身到法国去购买左宗棠“允其代购飞轮炮及开花药弹”。沈葆桢看在左宗棠面子，依然从船政支付薪水。德克碑由是淡出了船政，于1875年逝于法国，终年44岁。

德克碑离开后，日意格放手工作。沈葆桢曾向朝廷上报，“日意格自入闽以来，殚精竭思，孜孜焉如治其家事”。1873年12月，日意格在法文版的《上海通讯晚报》发表《福州军械厂及其成果》的文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成果，没有一样不是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

日意格怀抱女儿

    在魏延年先生送给笔者的船政老照片中，有一张是日意格怀抱女儿的照片，亲切慈祥。1872年日意格受船政委托回法国公干，当时他已37岁，就在家乡娶妻，婚后携妻返回马尾。可惜妻子分娩时难产大出血不幸辞世。日意格没有再娶，只身抚育女儿，父女情深。1877年，作为船政第一批赴欧留学生的洋监督，日意格带着女儿回法国。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国交恶，日意格左右为难，但仍悉心照料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因顾忌来自国内的攻讦，就不再领取船政薪水。或许是他参与创设的马尾船厂被法舰炮轰，毁损严重，他心情抑郁，中法马江海战后不久，1885年2月26日就病逝于巴黎，终年51岁。年幼的女儿由他的兄长抚养成人。2016年12月，福建船政创办150周年之际，日意格后裔在魏延年先生陪同下，来到福州，探寻先辈印迹。

    三、洋员洋匠的管理

    船政洋员洋匠承担的职责不少，首先要在马尾中岐村的农田和濒江荒滩上，建设一座具有13个专业车间的机器造船厂，包括各式机械设备的采购、运输和安装，初具条件就开始制造轮船。同时还要培训指导船政工人，教导学生，任务繁重。

船政全景图

    怎样最大限度发挥洋员的才能，又不至于产生外交纠纷，左宗棠煞费苦心。决定船政只聘用正副洋监督，再以他们的名义，去雇用洋员洋匠，按船政大臣要求实施管理。左宗棠要日意格、德克碑提交聘用洋人的“承办保约”，并须法国总领事作担保。1866年11月条约签署，首先规定了洋监督的权限：“中国大宪饬委监督制造，倘有尔等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办理不妥，系归本监督等两人自问”，再而明确洋员洋匠的义务与纪律：“该正副监工（相当于总工程师）及各工匠等或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办事不力，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即撤令回国”。

    条约清晰而具体，日后的交往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纠纷，均由日意格自行处理。如前文提到开除不听令的洋匠白尔思拔，因其不服，上诉法领事，就是日意格去应对，与船政无涉。船政雇佣的首任总监工达士博，是造舰总工程师，工作卖力，但在首制船“万年清”号试航时，坚持要由欧洲人领航。沈葆桢从维护船政主权的角度考虑，不予同意。达士博大发脾气，日意格虽好言相劝，仍不罢休。日意格虑及“将来遇有紧要大工，种种刁难，如何是好”，经请示沈葆桢同意，坚决开除了这名干将。据不完全统计，被开除回国不合格的洋员洋匠有近10人之多，包括办事拖延迟缓的俄国籍监工贝锦达，工作中盛气凌人的匠首布爱得，无理惩罚并侮辱学生的教习逊顺等。日意格多次教育洋员洋匠要尊重中国工人，并指出他们的身份是雇佣者，不能再寻求或指望领事裁判权所给予的特权。按雇佣合约办事，有效端正了洋员洋匠的处事态度，可以说大部分洋员都表现良好。

“万年清”号轮船建成照片

    四、洋员洋匠的酬赏

    船政付给洋员洋匠的薪酬十分高昂，正副监督每月工资1000两白银，员匠平均也达到100两，远远高于他们在本国内的收入，也高于在日本横须贺船厂工作的同事好几倍。左宗棠还与日意格约定，若全面完成“五年合同”所规定的任务，正副监督还能获得奖金各2.4万两白银，其他人员也分享总计6万两白银的奖金。

    付给洋员洋匠的高薪，目的在于激励他们更好地为船政服务，同时也能实施有效管理。以日意格为例，他统揽了船政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且十分听命船政大臣的领导。他经手大量的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不端行为。他对所获报酬很满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我将带一大笔钱回法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拿高薪就要出大力，洋员洋匠们无论在学堂教学，或是在生产现场，尽力尽责，造船项目进展顺利，成就喜人。1872年船政造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木壳巡洋舰“扬武”号，排水量达1560吨，装炮11门。该舰于1875年驶抵日本长崎、横滨各港口游历访问，日本人上船参观，感到“艳羡”、“骇异”。中日同时起步的造船工业，早期差距明显。日本类似“扬武”号的千吨级二等巡洋舰“海门”号，1884年才制造出来。

“扬武”号水兵操演

    令沈葆桢兴奋的是，1869年2月轮机厂建成投产，一年多后，即顺利造出了第一台功率达580马力的船用蒸汽机，实现了左宗棠当初“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的设想。沈葆桢见洋匠在制造蒸汽机工程上颇见成效，即上奏朝廷，“恳将中外出力人员择优奖励”，请求给予额外的犒赏，皇帝同意“奉旨允准在案”。但不久沈葆桢父亲去世，要“丁忧”三年，奖赏搁浅，到再提此事时，已是“五年合约”即将期满，遂合并给予奖赏。

    1873年11月，日意格向沈葆桢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认为他及所带领的欧洲技术团队圆满完成“合约”，得到了沈葆桢认可。1873年12月7日沈葆桢上疏：“奏为船政教导功成，吁恳天恩，将出力洋员匠奖励并速筹犒银回费，俾得如期遣散，以昭大信而杜虚靡事”。疏中汇总了洋员各项荣誉奖励、犒银和回程路费“需银十五万两有奇”，并列出清单“恭呈御览”。

沈葆桢奏请奖赏日意格、德克碑、达士博的奏折

    朝廷同意了沈葆桢的方案，这项工作很快实施并完成。欧籍洋员洋匠“各员感戴皇仁，欢声雷动”。除了应给的奖金和回程路费，作为“犒赏”项目，到底有哪些物品？价值几何？1874年3月3日，沈葆桢上报了很具体的清单：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黄貂马褂一件，工价银一百三十七两；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等一等宝星七颗、二等宝星五颗，共一十二颗，每颗金重一两二钱八分八厘三毫；工价装潢合银二十五两九钱三分八厘二毫，共银三百一十一两二钱五分八厘四毫；

    支制给洋师乐平等金牌一十五面，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潢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共银六百七十四两九钱五分五厘；

    支制给洋匠俾得儿等银牌二十五面，每面重四两三钱，工价装潢合银八两九钱三分三厘，共银二百两八钱二分五厘。”

这些奖品中，宝星为纯金勋章，重量标得很清楚。而金牌则“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满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以当今黄金与白银的价值比例约50:1折算，这二两多重的“金牌”，不可能为纯金。前些年发现的标有“大清御赐金牌”、“福州船政成功”字样的船政御赐金牌，表层磨损，露出银质，由此推理，金牌应是镀金的奖牌。而银牌“每面重四两三钱”，与笔者所见到的旅法华裔傅瑞胜先生收藏品“大清御赐银牌”，重量大体相当。

御赐“船政成功”金牌

    很有意思的是，在开列洋员“翻译官日意杰，请赏给六品衔”时，漏写了奖品，日意杰很不爽。沈葆桢为弥补失误，在奏文中另加说明，补请“加给二等宝星”一枚。日意杰一直等到这枚宝星到手后，才离开马尾回国。

    船政给洋员的薪酬和奖赏丰厚，令他们在华生活滋润，有些高级职员甚至在福州租房居住。魏延年先生送给笔者一幅手绘的晚清福州城区地图复制件，在仓山中洲岛标注一个地点，为船政洋员博赖的寓所。博赖于1866年底即来到船政，为洋员秘书，兼职船政学堂制造专业教习，期满后又延聘一年。近年福州文史界挖掘史料，台江上下杭繁华地段的妓院，记录常有船政洋员混迹其间。寓居中洲岛的博赖，手里握有着大把的银子，看来也未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