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船政衙门（翻拍的历史照片）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事略

林樱尧

编者按：今年是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诞辰200周年，社会各界正举办多项活动，纪念这位为中国社会工业化和海防建设近代化的船政伟人。

沈葆桢是福州地区继林则徐之后又一位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近代杰出人物。他出生于1820年，20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步入官场后，逐步成长为晚清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级官员。他虽然身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但爱国意识强烈，为拯救自鸦片战争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不惮时艰，奋然挺身，以卓越的才华和深邃的目光，在近代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振兴中华的感人史剧。他倡导洋务，力主对外开放，引进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设厂造船，建设海军，改写中国有海无防历史；他创办新式学堂，开一代风气之先；他致力强兵，抵御外敌，坚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治理地方兴利除弊，直至1879年逝世于两江总督的任上。

沈葆桢一生建树甚多，政绩显著，但史学界以往对他的研究不多，直至2000年4月，有1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汇聚马尾，举行纪念沈葆桢逝世180周年学术研讨会，借以弘扬船政文化，沈葆桢不平凡的一生才得到有一定深度的发掘。现从四个方面，简要介绍沈葆桢的业绩。

一、       福建船政的奠基人

1866年10月，经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请，清政府在福州马尾创设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海军建设的国家级机构 “总理船政衙门”，简称船政。就在这时，陕西发生“回乱”，朝廷急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叫他率领湘军赶赴西北平叛。左宗棠对船政寄托着富国强兵的深切期望，认为这是一个前人从未办过的大事业，必须要有位高权重，有胆有识的人士来接替他主持这项工作。他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最适合的人物，就是丁母忧在家守孝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也是林则徐的女婿。而林则徐在卸任云贵总督回福州途中，曾在湖南湘江约见过左宗棠，两人在船上畅谈竟夜。林则徐十分赏识左宗棠的才干，左宗棠也十分感激林则徐的知遇之恩。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之左沈二人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过程中，有过互相支持的交集，这就更坚定了左宗棠一定要沈葆桢出山来主持船政工作的决心。经再三邀请并奏报清廷皇帝，沈葆桢以国事为重，答应出任船政大臣职。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

沈葆桢办事精细，有胆略有气魄，更可贵的是，他与林则徐、左宗棠一样，有着很强烈的爱国情感。接手办船政之后，他马上来马尾工地视察，从征用土地开始，审视全厂规划，筹措建设资金，督促基础工程，招聘各地员匠，建立规章制度，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在马尾中岐山下，建成了占地600多亩的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把一个默默无闻的马尾小渔村，变成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源头。

摄于1867--1870年间的福建船政厂区建筑，时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备的造船基地。（翻拍的历史照片）

1868年1月18日，沈葆桢率领船政员绅捧起第一艘轮船的龙骨，平稳地安放在船台上，正式宣告船政开始轮船制造，近代中国船舶工业的序幕，也由此拉开。沈葆桢虽然是科举出身，但既然要领导造船，他马上投入对造船工程技术的钻研，在向朝廷上报的奏折中，他都能详细地汇报造船过程的具体情况，涉及了不少专业技术知识。在晚清洋务派官员中，能在工程技术方面说得出话，除了沈葆桢，可能还没有第二人。研究中国工业史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造船工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是中国工业的母行业，船政是中国创办的第一家正规造船企业，有鉴于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沈葆桢应是中国工业化之父。

作为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马尾工作9年多，按照左宗棠的设想，完成了与洋员签定的造船任务。但他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造船计划。左宗棠最初的设想是，所造轮船要具备兵船和商船的两种功能，即战时可以当军舰用，平时则当作运输船。船政所造的前6艘船，都是这种兵商两用船，但在航行实践中，则两者都不适用。作为战舰，不够灵活而且战斗力不强；作为运输商船，则成本太高。经过总结经验，沈葆桢决定，将第七号轮船造成一艘真正的军舰，扩大其排水量达到1560多吨，增加炮位提高战斗能力。这艘完工于1872年的军舰，命名为“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后来这艘扬武号成为我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船政轮船水师的旗舰。此后，船政所造轮船就有了兵船和商船之分，中国舰船制造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1872年4月22日下水的木壳巡洋舰“扬武”号，泊靠厂岸准备舾装

二、       开近代科技教育之先河

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船政，两人的见识有许多是高度一致，譬如在聘用洋员上，都坚持“权操诸我””把办厂造船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洋员只是雇员，不得自作主张，不适用者坚决辞退。更重要的一点是重视教育，他们认为依赖外人制造舰船建设海军，长此以往靠不住，必须培育造就自己的人才。因此在建厂同时，即创办了一所学校，叫“求是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引进西方科技教材和教学制度的新式学校，培养的不再是“秀才”“举人”，而是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和新式海军指挥人才。左宗棠对这所学校寄以厚望，称“艺局是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桢也深刻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足见左、沈二人的远见卓识。学堂的创建，从招生、入学考试到聘请外国教员，沈葆桢都亲自操办，高度重视。船政学堂办的十分出色，为近代中国培育出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众多人才，这些人才发挥出重要作用，可以说在诸多方面，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其中一位著名学生叫严复，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可见，沈葆桢重视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连当时的李鸿章都由衷地称赞“闽堂是开山之祖”。

我们省里有一个社会学术团体，叫“严复思想研究会”，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作为严复的恩师，我们还没有成立一个“沈葆桢研究会”，实在遗憾。

三、建设海防，公忠体国

“文革”时期为批判刘少奇所谓的“崇洋媚外”，说他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召开一场船史学术研究会时，有位学者说：最早提出造船不如买船的是船政大臣沈葆桢。前面提到，沈葆桢是我国造船工业的倡办者，是先驱，他怎么会提出“造船不如买船”的主张？确是有这么回事，只不过要弄清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沈葆桢才会主张向国外买船。

沈葆桢有一项伟大的功绩，就是在1874年台海危机中，他率领福建轮船水师驰赴台湾，坚决抵御日军侵犯台湾，最后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日本撤兵。在台海事件中，当时福建海军在整体实力上，略超日军舰队。但沈葆桢得知日本海军中已装备了两艘“铁甲”舰（实为铁木合构船，又叫铁胁船），他敏锐地意识到，我海军都是木壳船，真正打起来，恐怕抵不过“铁甲船”。沈葆桢作出两手对策：一方面筹划船政着手建造铁胁船，一方面向朝廷提出，先行向国外购买几艘铁甲舰，使我海军拥有中坚力量。沈葆桢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两人私交甚笃。沈葆桢多次致信李鸿章，会商购买铁甲舰事宜。但此时的李鸿章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对沈葆桢购买铁甲舰的主张并不热心，表面上赞同，实际上无动于衷。1875年底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而李鸿章也已升任北洋大臣。此际，在台海事件后，日本致力于扩张海军，造购并举。清廷也力图提升中国海军实力，责成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负责筹建南洋和北洋海军，并拨款400万两银子，南、北洋各分200万两。沈葆桢见日本海军在崛起，中国筹建海军经费有限，应把有限的经费集中在一起使用。他果断地提出，将筹建两支海军的费用，先尽北洋使用，也是造购并举，以购为主。作为封疆大使，谁不想争取项目拥有专款？沈葆桢出于国家利益，胸怀全局，慨然提出先办北洋海军，其大公无私令人动容。400万两经费全部划归北洋后，从德国、英国定购了包括7350吨级的大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很快建成了当时号称世界第四大舰队的北洋海军。至于北洋海军覆没于中日甲午战争，那是多方面的原因。沈葆桢为巩固海防，建设海军而公忠体国，他的高尚情操，在当时封建官僚中，难能可贵。至于他主张向外国购买铁甲舰，是为了加快海防建设的深谋远虑，与“造船不如买船”之所谓的“崇洋媚外”，根本风牛马不相及。顺便提及，沈葆桢在离开马尾之时，已安排船政建造铁胁船，两年后第一艘鉄胁军舰“威远”号就建造成功，实现了船政产品从木壳船到铁木合构船的更新换代。十年后船政又造出了我国第一艘钢壳钢甲军舰“平远”号，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纵观沈葆桢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而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四、沈葆桢是福州人的光荣

沈葆桢雄才大略，一生事业辉煌。前面所谈的只是几项突出成就，如果从“最”和“第一”方面概括，还可以例举出：沈葆桢是最早认识到数学是现代科技基础的清朝官员，他在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中，特别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沈葆桢是经营开发宝岛台湾的第一人，在巡台期间，他开山抚番，移民招垦，改革行政，增设郡县，修筑炮台，增强台防，筑路开矿，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启动了台湾的近代化。沈葆桢是开创中国机器开采矿产的第一人，他主持船政期间，就着手福州地区的铁矿勘查和开采。为解决用煤难题，他调整煤税，引进采煤机械，在台湾基隆创办了我国第一座新式煤矿。沈葆桢是最早提出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人，船政赴欧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难以估量，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沈葆桢以其远大的目光，所取得的功绩令人钦佩，是福州人的光荣与骄傲。

沈葆桢为船政衙门撰写了一副对联：“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至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创业艰辛要奋勇向前，善于学习报效国家。这幅对联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激励意义，让我们以此为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