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翻开陈道章先生1986年出版的《船政大事记》，简明写道：“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船政主体工程全面动工，船政求是堂艺局（学校），对外招生105名”。马尾造船厂以此为依据，将12月23日定为厂庆日，当年隆重举行了庆祝马尾船政创建120周年活动。复办的马尾商船学校，也以这一天作为船政学堂校庆日。

12月23日作为船政创建日，是怎么确定的？

历史似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创建日定为1865年的6月3日，1985年举行了隆重庆祝建厂120周年活动。笔者曾向江南造船厂人员询问，这一天如何确定？答曰：有多个日子可供选择，而这一天恰有新船下水，可为厂庆助兴，就选定了这天。江南造船厂前身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缘于1865年6月，李鸿章令丁日昌购买美商“旗记铁厂”。而有文献资料记载，这年的9月20日（八月初一日），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报告江南制造局成立。若将9月20日定为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厂庆日，也是可以的。

再说船政的创建日。有人认为，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这一天就可定为创建日，因为这份著名的奏折，曾被后人誉为是创建中国新式海军的宣言书，意义极为重大。然而，这一天只是左宗棠提出了办船厂的建议。20天后的7月14日，清廷寄发上谕，批准了左宗棠奏请，同意在马尾设厂造船，并强调“实系当今应办急务”。若以7月14日定为船政创建日，皇帝批复日子具有权威性，似亦可取。但是，左宗棠的上奏和清廷批复，所议均为在马尾设厂造船，未涉“船政”二字。至于后来设置“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事出有因。西北发生“回乱”，清廷急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10月14日调令寄达福州。左宗棠考虑刚开创的事业须有得力人选接替，他推荐了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并建议在马尾设置船政衙门，让主事者位高权重。10月31日，左宗棠上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折》，首次提到“船政”。回看之前的筹划，再到提出派重臣总理船政，并获得清廷批准。如此，10月31日也是可选之日。

左宗棠筹划建船厂，深知任务艰巨，他网罗了一批优秀人才来马尾工作，其中有一位“夷务专家”黄维煊，宁波候选知府。黄维煊参与了船政创办的早期事务，并写就《福建船政局厂告成记》，记述了船政工程“经始于同治五年九月，落成于七年七月”。他所记录的这一时间段，是船政各厂房、校舍及衙门等建筑物建成的过程时间，虽提到“经始于同治五年九月”，却无明确的开工日。若在“农历九月”间选一天为船政创建日，亦未尝不可。民国时期马尾造船所所长韩玉衡写的《福建船政始末记》一文，采用这一说法，船政是“同治五年九月兴工”。但这一说法毕竟笼统，船政正式兴工到底有沒有一个确定的日子吗？

答案是肯定的，有。西北事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公章，于12月16日依依不舍离开了福州，“身虽西行，心有东注”。在新总督到来之前，清廷命福州将军英桂兼任闽浙总督。因沈葆桢未卸孝服，船政事务由英桂领衔上奏。

台湾出版的《海防档》，收集晚清文献较为完整，在《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页五九的文档中，辑录有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军机处收到的福州将军英桂奏折，折中写道：

“现在厂基已于罗星塔附近之马尾地方，勘估买定宇、宙、洪、荒四字号民田三百二十八亩有零……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先行开工庀材，派委员绅与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学，先行肄习英语英文。”英桂明确提到船政工程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这一天，为公历12月23日。

作为首任大臣的沈葆桢，对船政创建的开工日，理应准确记录。但或许那时他仍在守孝期，未出席可能有的开工仪式，印象不深。所以，他在初期表述中，仅提到船政工程是在1866年冬天动工：“客冬以来，召集民夫，漥者平之，低者垒之”。事过8年后的1875年3月7日，沈葆桢将要离任，他上报了任内所有开支款项：“谨将制船经费自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起，截止十三年六月底收支各款数目，开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这份题为《报销船政经费折》的奏文，沈葆桢以“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为船政费用开支起始日，自有含义。也就是说，沈葆桢重申了船政开工日，必然有所依据。之前黄维煊的“经始于同治五年九月”，只能是包括征用土地等的开工前准备工作。此份奏折，入编《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一，《海防档》亦记录在册。

1986年，为纪念船政创办120周年，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海防档》记录的“开局”日期，十分明确，以这一天为船政创建日，自应妥当。其他文献中，如香港崇文书店1973年出版的《洋务运动研究论文集》，亦如是辑入。综上史料研究论证，遂定1866年12月23日为船政正式开工日期，此后就演变成为船政的创办纪念日了。

分享到：